5月7日，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揭牌。这个1985年被发现于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村的新石器晚期聚落，自1987年以来先后历经14次发掘，总发掘面积7000余平方米，出土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3000多件。这是一处距今5800—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遗址。

2020—2022年为凌家滩考古发掘第三阶段，勘探范围为18万平方米，发掘面积3000余平方米。在凌家滩第三任考古领队张小雷的多次阐述中，我们知晓，这一阶段首次以确凿的资料证明，遗址核心区经过大规模人工营建、发现了迄今唯一的中国史前时代以钺为主要物品的大型仪式活动遗迹、发现了新的玉器器型和不同文化因素的器物。这些重要考古成果，提升了人们对于凌家滩社会发展程度的认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认为，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最大规模的区域性中心聚落，凌家滩在各地文明化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在中华文明形成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5月7日至8日，第二届中国凌家滩文化论坛在马鞍山市举办。来自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相聚一堂，与大众分享凌家滩文化研究的新方案与新思路。历经30多年的考古研究之后，我们该如何认识过往的凌家滩和未来的凌家滩？

(相关资料图)

文明探源的“江淮拼图”

——凌家滩完全有可能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圣地，把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再向前提早300年至500年

记者：为什么要进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凌家滩聚落进入文明社会了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王巍：

我们迎来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春天。

中国是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之一，又是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在世界文明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考察凌家滩遗址，凌家滩具有进入文明社会的可能性。这里出现了140平方米、具有明确功能分区的超大型聚落——都邑；随葬数以百计的随葬品的大墓，反映出当时已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随葬大量武器——玉石钺和玉龙、玉虎、玉鸟等与信仰与祭神有关的玉器，反映当时已出现初期礼制和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王；大面积红烧土建筑基址——宫殿或神庙，可能是王居住或举行祭拜活动的场所；大量玉石钺随葬表明当时战争是常见的社会现象。

如果说良渚是实证五千年文明的圣地，那么，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和多学科研究的全面开展，凌家滩遗址完全有可能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圣地，把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再向前提早300年至500年。

“基建狂魔”的先祖实践

——凌家滩人兴建诸多“大型建筑”，可能存在专业化的烧土制作作坊

记者：凌家滩诸多“大型建筑”需要烧土材料，这些“基建”材质特征和烧制技术是怎样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副研究员 吴又进：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大型红烧土遗迹中的超大块烧土为一次高温烧成，灰黑色烧土为高温还原性气氛烧成，但根据灰黑色烧土的出土情况推测其应源于大量或大块烧土烧制过程中的还原气氛造成。

大型烧土遗迹和祭祀区内烧土样品烧成温度均大于900℃，烧制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性。部分烧土在高温段的保温时间较长，推测为窑内控温烧制而成，可能存在专业化的烧土制作作坊。

对烧土遗迹的成因及性质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大型红烧土遗迹不同深度烧土样品和未受热黏土样品元素组成的明显差异，推测烧土遗迹中烧土可能来自不同的烧土生产作坊或为分区域多次堆积而成，烧土间未受热黏土可能为堆积后填充。

墓葬区西侧祭祀区红烧土烧成温度明显高于大型红烧土遗迹出土的烧土样品，祭祀区出土的白色烧土原料为高岭土这一重要的矿料资源，可能与此处烧土遗迹的特殊性有关。

玉文化中的“工匠精神”

——凌家滩是长江流域的核心遗址，凌家滩玉石器在同时期文化交流中起到关键作用

记者：凌家滩玉石器文化的重要价值是什么？如何通过“制玉”，判断凌家滩在长江下游的重要考古学地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秦岭：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凌家滩是长江流域的核心遗址。

我们在凌家滩墓地西侧祭祀坑取样，对其中玉器、石器、陶器和微环境进行科学检测分析，以期了解祭祀坑的形成过程、使用方式和各类器物的来源与生产体系。

我们发现，与凌家滩墓地出土器物相比，祭祀坑出土器物器类相似，但是体量更大，可能存在专门生产。从资源技术角度，目前看不到超出凌家滩墓地的内容，是整体中的分工。

通过研究，我们也总结出了凌家滩玉石器文化的重要价值：从资源到技术角度来看，长江下游用玉传统存在重要变革，从石英到软玉，玉观念的形成与实践，使得凌家滩成为长江下游第一个用玉高峰。从大汶口到红山，玉器上的八角星纹、龟灵崇拜和佩玉习俗，体现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由物及礼，从玉器梳背、髓孔珠和介字冠的传统，以及纹饰母题和元素，可以看出凌家滩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同时，凌家滩还拥有独有的用玉制度，比如组璜佩、棺饰、排列有序的钺锛组合、互有联系但不同体系的特殊玉器。

凌家滩玉石手工业见证了长江下游用玉观念和技术体系的形成，并在同时期文化交流中起到关键作用，凌家滩在良渚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密切关系通过各种层次日益显现。

多元一体的远古伏脉

——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南北两大区域之间存在着交流、交往、交融关系

记者：东北地区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一南一北、年代相近，虽距离遥远，却表现出很多文化共性。如何理解这种共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 刘国祥：

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可能存在远距离的直接交流。

红山与凌家滩之间的文化共性主要是以玉器为载体呈现的，表现在器类、造型和制作工艺上。从两文化出土的玉器形态来看，二者的影响方向是双向的。

在距今5500—5000年这段期间，各地区文化集团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呈现出文化的包容性与创造力，形成了“共识的中国”。

史前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了先进技术和思想观念的传播，激发了各地的文化创造力，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一步分化。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对于制作高端产品的需求反作用于技术发展，从而使科学及艺术成就井喷式增长。

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南北两大区域之间存在着交流、交往、交融关系，其背后蕴含有深刻的寓意，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借鉴、互有影响的互动式关系。两个文化中玉器造型的相似性，反映出史前南北两个文化集团的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价值观的相互认同或祭祀礼仪体系的相近性，从中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形成过程中玉器发挥的核心作用及呈现的文明图景。

文明涵育的“地球往事”

——凌家滩时期文化发展受控于岗地地貌和周围湿地环境变化

记者：文明奇迹的诞生，离不开一方水土的滋养。在凌家滩先民生活的5000多年前，气候环境与地理面貌是怎样的？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 马春梅：

一百万年以来，全球气候变化、人类演化和文化演进是密切关联的。

江淮走廊内早期聚落发展经历了稳定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薛家岗文化和凌家滩文化。

气候和水文环境变化应是研究区域文化兴衰的重要因素。凌家滩时期文化发展受控于岗地地貌和周围湿地环境变化。沉积学、孢粉和植硅体、地球化学等指标显示数据表明巢湖流域气候由暖湿向凉干转变。极端水文环境变化可能造成了凌家滩人的迁徙。

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古气候，以便深入探讨气候环境与凌家滩文化发展的关系，并科学分析遗址核心区—遗址外围—流域区域人类对植被生态的影响。裕溪河在凌家滩文化发展时期存在与否？遗址外围湿地环境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和水稻种植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的研究目标。

“星耀中华”的文明先驱

——中国的凌家滩，是古国时代初期的文明化进程高峰

记者：近几年田野考古工作收获颇丰，业内如何分析判断凌家滩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地位和价值？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赵辉：

就目前的材料来看，凌家滩是一个复杂程度颇高的社会，无论从文化传统还是族群关系上看，凌家滩在同期的江浙地区乃至全国无出其右者；同时凌家滩又是良渚文明的前驱。如此，在探讨长江下游的文明化进程，以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构筑多元一体的史前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上，凌家滩就有了难以企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曾经把良渚以来的社会叫作古国时代，又把古国时代分成了早晚两个阶段。随着近几年田野考古工作收获日丰，我个人认为包括凌家滩在内的这个历史时期，在相当大的范围已经出现了我们称之为的“古国”。古国的出现意味着此前以自然群落为特征的人类社会产生变革。

因此新石器时代似乎可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划分为：古国之前的阶段；有了这种政治生活之后社会开始加速向文明化发展，某些地区率先进入到称之为国家的阶段，或者说达到了这样高度的阶段。

凌家滩便是古国时代初期的代表，甚至可以说它是个高峰。正因如此，凌家滩就不仅仅是含山的凌家滩、安徽的凌家滩，而是中国的凌家滩。

“呼叫世界”的遗址公园

——申遗，将中华文明的“故事”讲出来

记者：中国的凌家滩，如何告诉世界？凌家滩遗址具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申遗之路如何铺就？

中国建筑科技集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陈同滨：

凌家滩的玉文化和其他早期文明的器物，所表达的社会的结构和信仰体系等存在差异。建议从中华文明起源里的“玉文化”特征着手，搞清楚“玉文化”是什么样的，然后从聚落形态和生业环境去理解它，为什么是这样？由此形成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之间的一个关联，将玉文化与聚落形态、生业环境做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申遗，要将这个“故事”讲出来。

在展示方面，我们此前做了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和工程。现在，凌家滩有不少新的考古发现和推进，建议地方政府启动新的保护展示提升工程，提升整个遗址公园的价值。

(记者 晋文婧 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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